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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政府: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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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政府: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

71.6 分,这是浙江杭州余杭区 2007 年度法治指数。这是中 国内地首次量化考评政府法治水*。2008 年底, 《深圳市法治政 府建设指标体系》出炉。余杭、深圳等地“吃螃蟹” ,其实只是 六十年来政府法治建设的一个缩影。

建国之初的行政法*ㄉ瑁饕康氖枪绦律ǎU 政府管理,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权力控制和监督机制,与现代廉洁 政府、有限政府、透明政府的目标仍有差距。1957 年后,刚刚 起步的行政法被弃置尘埃。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治建设,乃是以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起点。

改革开放初期, 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勇气与胆量冲破了重 重束缚,同时也造就了政府部门强大无边的行政权力。但缺乏法 律监管的权力始终难逃腐蚀的厄运, 陈希同、 成克杰、 胡长清?? 一连串的名单记载着共和国吏治的耻辱, 也折射出中国反腐的艰 辛历程,更记载着限制权力、监督权力的法治政府成长印迹。

限制政府权力首在立法。1989 年《行政诉讼法》的颁布就 成为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,这部仅有 75 个条文的法律,深刻改 写了中国数千年官民关系的历史。如今, “民告官”渐成常态,

案件种类达到 50 多种,迄今被起诉的中央部委就达几十个。

以 《行政诉讼法》 为开端, 中国驶入行政立法快车道—— 《国 家赔偿法》通过,宣告国家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终结,为政府责任 行政套上法律缰绳; 《行政处罚法》将限制政府滥用处罚权、维 护公民合法权益设定为重要目标; 《行政复议法》的出台,开通 了百姓向政府“讨说法”的又一重要渠道; 《行政许可法》使我 国成为世界上首个为“行政许可”单独立法的国家,从中央到地 方的行政审批大幅削减,更让民众发出“*最少的政府就是最 好的政府”的感叹;而《公务员法》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通过, 、 更加鲜明地突出了警察限权的主题。

日益健全的立法将政府权力逐渐“关进笼子” ,同时也极大 地张扬了公民私权。2002 年“陕西黄碟案”表明,在面对公权 的非正当介入时,捍卫公民权利成为一种时尚。公民不断向政府 “叫板”的背后,深刻揭示出一个真理:政府的权威必须置于法 律之下,我们面临着从“全能政府”向“有限政府”脱胎换骨式 的变革。

“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” ,2004 年《全面*婪ㄐ姓凳 纲要》颁布,十年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浮出水面。而现代意义上 的法治政府,程序正当与信息公开是重要标准。改革开放以来,

公民知情权的觉醒和程序观念的普及, 让权力逐渐走出传统的暗 箱,接受阳光的普照。2006 年元旦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正式运行, 2008 年 5 月 1 日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正式实施。

一次次法治洗礼,昭示着中国行政法治化时代的到来。

司法崛起: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

六十年风云变幻,两次司法的重建与改革,共和国正义大厦 昂然耸立。

1951 年,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《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》 、 《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》 、 《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组织通 则》 ,司法体系开始自上而下建立。与此同时,过于强调对旧法 抱“轻蔑与批判的态度” ,也导致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盛行。

1957 年 7 月,中央规定地方司法机关向地方党委负责。随 后 11 年里,铁路与水上运输法院、司法部、监察部、最高人民 检察院、军事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先后被撤销,司法几 *沦陷。

1978 年 6 月 1 日,最高人民检察院启用印鉴,正式恢复办

公,标志着司法重建的开始。次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取消各级党 委审批案件制度,并第一次使用了“法治”的概念。随后《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》让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律师辩护恢复, 而“两案”审判落槌更成为中国司法制度恢复重建的典范。

重建后的司法迅速介入到社会秩序的维护当中, “严打”开 始兴起。一系列重案震动全国,促使中央作出《关于严厉打击严 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》将部分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各省高院。

严打稳定了社会秩序, 但也带来司法失衡、 人权缺失等问题。 之后湖北的佘祥林案、河北的聂树斌案、河南的胥敬祥案、云南 的杜培武案等,引发了人们对死刑复核问题的高度关注,并成为 复核权回收的直接推动力。

死刑复核权的回归, 只是共和国第二轮司法改革*逯频 一个缩影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,法院系统就开展了民事 审判方式改革, 但改革的力度非常有限。 十五大报告将正式提出, “*痉ǜ母铮 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 判权和检察权” ,司法体制改革由此提上日程。2002 年底,司法 体制改革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范畴,次年 5 月,中央司法体制改 革领导小组成立, “意味着一种全新的、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模 式最终确立。 ”

频繁的改革举措,热烈的舆论聚焦,让司法改革俨然成为世 纪之初中国的标志性话语。2000 年 5 月,象征着公正和中立的 法袍闪亮登场;2002 年 3 月 21 日,历史上首次大法官、大检察 官颁证仪式,深刻烙印在共和国的法治记忆里; 9 天后,首次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开考,36 万名考生为追寻同一个司法职业梦 想而逐鹿。从“罪犯”到“犯罪嫌疑人” ,从“ 坦白从宽,抗拒 从严”到“一米线”“双探头”“高保真”询问全程录像,从废 、 、 除“囚笼席”到推行“法言法语” ,从“ 量刑答辩”到“圆桌审 判”??诸如此类细节性的改变,无不让人体验到司法的文明与 “温柔”的一面。

司法改革向何处去?如何将我国的历史传统、 人民特性等国 情与西方一些司法文明恰切地嫁接,如何坚持司法独立性,如何 寻求司法民主化与司法专业化之间的均衡?我们还需自主构建, 勾勒更加清晰的中国司法图景。

社会自治:构筑鲜活的法治画卷

法治终须融入生活。对于中国人而言,六十年的制度变迁最 明显的体验,或许还是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。

1949 年后,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。经过三反、 五反、工商业改造、国营化等运动的重塑,宗法关系中的人迅速 被基层政权单位所“钙化” 。1958 年《户口登记条例》 ,更在城 市与农村之间建立起高不可攀的壁垒, 农民被牢牢固定在乡土社 会。

以忠诚替代价值判断的情感政治, “文革” 在 中国演绎出 “大 民主” ,一度将公民社会引向歧途。

由选举改革开始,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破冰之旅。1980 年 2 月,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产生,村民自治这一土生 土长的中国式“草根民主” ,由此成为九亿农民最真实的“民主 操练” 。1998 年 11 月 4 日, 《村委会组织法》结束长达 10 年的 试行,村民自治驶上快车道。在普遍化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,基 层民主的面庞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。

与农村改革遥相呼应,城市民主选举也在积极*1980 年 10 月,北京大学率先尝试了海淀区人民代表竞选,张贴海报, 组织选民见面会、答辩会,举行民意测验,最终正式选举选民投 票率达 91.25%。九年后, 《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颁布,以社区居 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建设迈进制度化轨道。

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走出了“臣民社会”的囹圄,那 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就让我们开启了“公民社会”的新纪元。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,经过此前文化上、知识上的解构及政治社会 运动的冲击,人逐渐从国家的结构中剥离出来,成为原子式的个 体。

1992 年,一部名为《秋菊打官司》的电影吸引了无数观众 走进影院,为“讨一个说法”而走上法庭开始深入人心。正是在 对“家门口的权利”理性而有序的争取中,中国传统的*民开始 转化为法治社会状态下的公民; 河北律师乔占祥叫板 “铁老大” , 揭开了中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序幕;2003 年因“孙志刚事件”最 终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等都表明,法治的价值和生命,从来不是 静静地躺在法典或法律汇编中,而是表现在“一个重大的公共事 件中, 那些坚信法治的人们汇聚力量和才智去捍卫法律的尊严” 。

公权下筑起私权保护墙。如今,为争取小区绿地、为银行少 付一分钱利息、为餐车消费没有发票、为高速路不高速? ?越 来越多普通身影的踊跃维权行为,让人们意识到,公民权利不仅 写在书本上、法条里,还存在于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。

在社会法治事件的亲身参与中,开始了“*民”向“公民” 身份的转变。面对不公,他们不再选择沉默,而是积极的捍卫自

己的权利。而互联网的出现,更是让“沉默的大多数”找到新的 维权通道。经过*二十年的急速发展,网络已在不知不觉中深刻 改变着我们的政治*惯与诉求方式,助推着公民社会的构建。

“史上最牛钉子户” 、厦门 PX 化工项目事件、华南虎照片 事件,无不折射出一个新的公民群体——网民的力量,中国进入 了“传媒光灯和大众麦克风”时代。

2008 年的“5?12”汶川大地震,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 NGO 崛起于废墟之上。犹如石头缝里钻出来的一丛丛青草,中国的志 愿者和志愿者组织迎风招展,满目葱茏。

截至 2008 年底,中国依法登记的民间组织超过 413600 个, 而民办的非法人基层社会组织超过 24 万个。民间组织正不断地 汇集“草根力量” ,成为社会自治的重要力量。

新中国的成立,成为中华法治千年史上的界碑。中华法治与 民族复兴、国家崛起始终风雨同舟、不离不弃。行进在法治之路 上,我们不断困惑,不断悟解,前进的步伐越发从容稳健。

法治政府: 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 http://www.sina.com.cn 10 月 10 日 17:31 中国改革杂志

2009 年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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